冯奎（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、研究员）
7月9日，国新办举行“高质量完成‘十四五’规划”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的第一场。在此次发布会上，区域协调与扩大内需都是答问较多的话题。从“十四五”实践看，这二者有密切联系。扩大内需路径是多种多样的，而依托区域协调释放内需潜力，成效显著。同时，要让这一潜力持续迸发，还有一系列体制机制需要得到进一步优化。
在中央和地方的“十四五”实践中，有许多工作，既可以视作为区域协调之举，又能收到扩大内需之效。比如，中西部地区铁路营业总里程达9万公里，占全国比重近60%，西部更多地区实现“县县通高速”。“东数西算”八大枢纽节点算力占全国6成以上，带动西部数据中心投资年增20%以上，累计拉动投资万亿元。长三角“软协同”的一项效果是区域通勤便利化，跨省通勤人次越来越多，服务型消费对经济的带动作用越来越大。
从经济学原理看，中西部基建完善，符合规模经济要求，能有效降低物流成本，带动产业集聚；全国算力布局是要素禀赋理论的体现，能发挥资源优势吸引投资；长三角消费一体化则印证消费外部性，因为更便利的通勤能放大消费辐射效应，等等。
区域协调扩大内需，需依托多样的空间载体。城市群都市圈如长三角、珠三角、京津冀，作为经济增长极引领发展；长江经济带推动东中西协同；国家级新区等战略区域积蓄增长动能；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焕发活力；特色资源地区借文旅激活消费。这些区域各展所长，共同构筑内需增长的空间格局。
以区域协调扩大内需，是我国独特发展优势的体现。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，我国广阔地域与庞大人口构成多元需求市场，区域差异中蕴藏发展势能。制度层面，我国既有中央统筹的“全国一盘棋”，又有地方协作的灵活性，如长三角一体化中的三省一市联动，通过协同治理实现资源整合，达成“1+1>2”的帕累托改进，为内需增长提供制度保障。
展望“十五五”，以区域协调扩大内需仍有广阔空间，但需突破诸多体制机制瓶颈，一些问题需加紧探索。
比如，其一，如何完善全国性区域协调重大项目投融资机制？例如国家水网这类跨区域工程，投资规模大、回报周期长，单纯依赖地方财政难以为继。当前市场化融资工具不足，中央与地方出资比例仍需完善动态调整机制，部分项目推进缓慢。“十五五”是否可探索“财政引导+市场运作”模式？能否通过发行长期专项债券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运营等方式破解资金难题？如何根据项目受益范围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出资责任，保障重大基建持续拉动内需？
其二，怎样更有针对性地破除市场一体化进程中的各类壁垒？现在在一些区域，地方保护主义加剧了“内卷”。例如，部分地区对本地企业在政府采购中设置隐形加分项，限制外地企业参与。针对这种“内卷”，仅是打“口水仗”似乎并没有作用，还会混淆其与合理竞争的边界。如何在法律、规则层面解决这些问题是当务之急。比如，可考虑通过强化反垄断执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。
其三，如何健全中央与地方、地方间的利益补偿机制？这涉及到中央、地方多方的利益重构。以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为例，主产区为保障粮食安全限制产业发展，主销区则享受粮食供给红利，却缺乏常态化补偿渠道。应如何建立量化核算体系，依据资源输出量、生态贡献值等制定补偿标准？能否随发展阶段动态调整补偿机制，平衡各方利益？
其四，如何优化非市场化互助帮扶机制以助力区域协调以及扩大内需？当前的一些区域互助存在“重资金轻能力”倾向，如东部对西部的产业转移，有时会因当地技术、人才短缺导致效果打折扣。共同富裕不仅需要物质帮扶，更需培育内生动力。怎样从“输血”转向“造血”？如何避免帮扶成为简单的资源转移，而是构建起可持续的能力提升体系，让欠发达地区形成自身的发展造血功能？
其五，如何创新区域政策供给机制？有时统一政策不一定适配区域差异，比如东部需科创激励政策，中西部更需基建与产业扶持。过度强调统一可能抑制地方活力，而过度放任地方自主又可能偏离国家战略。“十五五”时期能否构建“中央定框架、地方填细节”的弹性机制？比如中央明确区域发展导向，地方在土地、财税等方面拥有适度自主权，鼓励结合实际探索创新，如中西部在承接产业转移中试点灵活的用地政策，既服从全国布局又激发地方能动性，这一路径是否可行？
诸如此类，不胜枚举。要破解这些问题，需统筹兼顾、精准施策。“十五五”时期若能在制度创新上破题，区域协调定能释放更大内需潜力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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